废话与胡扯的存档（4）
也许很多错处，但在日后的学习中会慢慢纠正。这错篇就留这儿当是学习的一个过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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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不敢写苏东坡，因为太喜欢他。因为太喜欢，反而不知道该怎样看他写他。我觉得自己读书太少，不能写他，但又怕读了太多评论文章，反而把自己看他的角度限死了。我不愿意拿标签拿刻板印象去看他。
几乎是从第一次知晓他的《定风波》，读那句“莫听穿林打叶声”开始，我就近乎顽固地认定，此人会是我的精神向导。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二十年如一日不曾改变的政治理念，二十岁时那个英气逼人的少年竟终身毅然而然坚定地践行着自己的理想。而一句“想当然耳”的大胆杜撰，他的自信与疏狂正源源不断地向外迸射。
《赤壁赋》里那一叶扁舟泛去，洞箫声悠远地弥散在雾气与风里，相与枕藉乎舟中的两个人，东方露出鱼肚白。
《石城山记》里夜色笼罩绝壁，千尺陡崖之下一小舟，水声时而缠绵时而激荡，在空旷的天地间奏出钟鼓之乐。
《记承天寺夜游》里的清幽月光有如空庭水色，竹柏影作藻荇交横，这样雅趣与心境，也只你二人的趣思妙想。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是思怀至极的一曲悼亡绝响，梦里人依然笑容温柔，可是能被触摸到的只能是思到深处的悲切。
……
读他诗词文赋，对他的喜爱，竟没有一次落空。
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里写“老夫聊发少年狂”，其实他这一生，都有一个“狂”字在。
少、青年时期的苏轼，有疏狂，有轻狂，一身才气简直像光一样往外放。他看问题像一把刀，锋利明亮，目光直率而透彻，切中要害，没有一丝拖泥带水。他有挥毫指点山河的一支妙笔，收放自如；又有望江湖负手数青峰的将帅气魄，地方任上筑建工事，千钧一发，胸有成竹。他的眼睛里像有恒星光芒四射，又有火山喷发出星辰如瀑。刘小川老师写苏轼的殿试，“老皇帝显然被这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人吸引住了”，换做是我，我也定会为他折服，为他倾倒的。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的状态，几乎是不系安全绳地在高空钢丝上走，可他全然自如无惧。刘小川老师写得妙啊，“生命冲动”，他几乎是不管不顾地冲出去。这种才高八斗，这种爱恨胸怀，他根本收敛不住，有点像控制不了自己超能力的人，就听任它自由驰骋。但很难得的，他的冲、他的狂不是目中无人、以自我为中心，而是理想主义投射进现实的巧妙平衡，是一种固执的大胆的直中要害和为民请命。不成，你这样做会出事的，行不通的，百姓日子太难过了……像这样的事情，他是一定要说的，你没法儿让他憋着。你要让他闭上嘴巴安安心心想着怎么升迁少管点“闲事”，他会觉得这简直昧良心，这种事怎么能做得呢？
但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的狂，更值得玩味。这场惊人的文字狱几乎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他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几乎是到了鬼门关前都做好了一去不返的准备，托孤的话都说好了的，又被一把拉了回来的一个人。这种经历会使人脱胎换骨的。它往往使人内省。苏轼终于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天赋，终于学会如何内敛光芒。此后是一场漫长的人生修行。
刘小川老师大概也非常喜欢苏轼，他甚至把苏轼有点神化了，把他夸得连我作为一个苏轼粉都有点不太好意思了。苏轼其实是一个相当接地气的人，他的那种“地仙”式的气质，起初是源自他善良率性的性格，不摆架子，叫人亲近得很。这种本性是贯穿了他一辈子的。而那种超然的快乐的状态，我觉得是一层一层摸索出来的，而不是他天生就是一个神仙一样的人物，有神仙一样的精神。他被贬之初的心态想必也不会好，从他一开始不顺的环境便可窥一二。但苏轼这个人啊，他非常会调节情绪，自嘲宣泄也好，安贫乐道也好，他总是有办法让自己走出郁闷的情绪。这大概也与性格有关。而在一场又一场与苦难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小人不断的噬咬围剿中，他在实现一场人生的精神的突围。余秋雨老师说苏东坡突围，这个“突围”，用得真妙。
微博上读到一句话：“艰难是一种抵抗，或者至少是一种保护……我希望高贵的永远高贵，艰难的持久艰难。”
在与苦难与不公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苏轼最终拥有的“狂”，是领悟，是一种循其本性而活的态度，是“且陶陶，乐尽天真”的人生真谛，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释然。
有人选择纵横捭阖，有人选择白首忘机。
苏轼的旷达是真的，乐观是真的，但他一定是心态最好的一个吗？我看不见得。他其实相当纠结，他有“未成小隐聊中隐”的想法，是归隐田园还是建功立业，实现文士理想？这也是他的犹疑与彷徨。但他的厉害之处在于深知在处世进退之间如何调适自己的内心。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他苏子瞻入能为民为国广施悲悯、忧心思虑，出能于桥头旁若无人地酣睡，躬耕于地开垦东坡，自然机妙，皆得于心。他在出世入世之间取得巧妙平衡，是铮铮风骨与仰天大笑之间出神入化的交融。
他从中华文脉之中来，也承着中华文脉之传。太喜欢刘小川老师那句话“孔子、庄子、陶渊明，连同一地风俗满目黎庶，全在苏东坡的身上。”
而这两种“狂”的背后，一以贯之的其实是宋代文人的一种灵动。《三联生活周刊》之《我们为什么爱宋朝》中提到宋代瓷器造型简洁流畅，没有什么装饰，沉静、简淡，恰恰反映出宋代士人的审美取向与精神操守。文中举例一件河南当阳峪绞胎八方菱口瓶，微微变形，似乎不完美，但这种随意正是宋代精神的体现。而这一时代精神，在苏轼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乌台诗案的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让我有时候忍不住想，如果苏轼真的一路顺风顺水成为宰辅，或者他后来没有病故在回京路上，历史会不会不一样？可是世上没有如果。
我想我也无需一再痛惜这颗星星的陨落，只是有些遗憾，他若身体无恙，也许会有更丰富的人生画卷在我们面前铺开。
刘小川老师说，苏轼与庄子是相隔千年的知音，道家说人的死亡是“返诸于道”，而苏轼大抵会在天地人生给予他的领悟和他的诗文词作中得到新的生命，这生命将绵延不止。
闽越城中大江之畔，清风拂面，榕荫遍地。有荔枝鲜美，茉莉幽香，我于山中斟好茶一壶，先生，你可来吗？